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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习教规，我并没有其他事情做。一天在龙披尼公园里坐在水泥凳子上看英语教规书，听到有人用英语搭讪。我由此认识了一位华人基督徒Rewat，是一个泰国教会的执事。他非常理解我的困境，帮我在他家附近租了一个非常便宜的房间，1200泰铢一个月。我那时身上有三千多，有地方住就可以慢慢想办法。
一天在学习完教规后，遇到一位在教堂外在凳子上睡觉的年轻人，我跟他打招呼，得知他是柬埔寨过来的中国难民，让我称呼他小刘，因为不满联合国难民署在柬埔寨的安排，过来泰国要重新申请，希望联合国更快安置，但泰国联合国已经拒绝了他。
小刘说他身上只有5000多泰铢，没有住处，我就想如果他能跟我住一起，分担我一点房租，我会轻松点，他说好，于是我们就住到了一起。
一起住了快一个星期，他不仅不提房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也从来不付钱，我跟他提，他就说钱没有带身上。
就在住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一天回到租住处，门锁被毁坏，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可能因为没有钱，把贼气坏了，门和墙壁都被损坏。于是房东坚决不让我们住了。
这时候，我学习教规的天主教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经常来教会的曼谷英语电台主持人马缇娜邀请我带小刘住她们家的郊区别墅，免费吃住，可以住到我自己能够找到生存之道
我们都搬进了马缇娜家的大别墅，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家可以那么漂亮宽敞舒适。住在这么好的地方，感叹上帝的恩典，学习教规更有精神了，每天坐车去教堂学习。小刘自己告诉我他已经在柬埔寨受洗了，但非要跟我一起学习，要跟我一起再次受洗。
住进去后三天马缇娜夫妻要去马来西亚度假，嘱咐我和小刘跟她看好家，保持干净。
马缇娜离开后，小刘每天打国际长途到柬埔寨一个早就分手了的女朋友那里，每天至少打一个小时。那时候的国际长途电话费非常贵，两天后我告诉小刘不可以这样，不可以主人不在家你就拼命打长途，他完全不在乎，说事先马缇娜同意我们打长途了。他说的不完全错，搬进来的时候马缇娜确实告诉我们可以给中国家人打个电话报平安，但显然不是任由他这么天天打那么多无聊没有意义的电话。更离谱的时候，一天晚上他叫我跟他一起去马缇娜主卧室看录像，放人家隐藏的成人录像带。
我特别生气，要求他立即停止，并希望跟他一起马上搬走不再住人家里。他根本不听，非要一直住着。这样我也不能马上离开，怎么说也得尽力看护人家的房子。但我私下联系了Rewat，跟他说了目前的情况，麻烦他再给我找个地方。他也觉得马缇娜回家后我必须离开，以后应该不要跟小刘住一块
马缇娜两口子回家后，我感谢了他们，只跟他们说了打国际长途电话的事情，并没有说在他们房间看录像的事情，表示坚决要搬走，不在跟小刘住一起了。于是我住到了Rewat他们教会的一个房间里
转眼到曼谷一个多月了，经过在联合国难民署的面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被告知回中国不会受到迫害，因此我不符合难民资格！
得知我被联合国难民署拒绝，耶稣会难民服务组织JRS的负责人们非常气愤，他们都是专业人士精通难民法规，认为我的背景、遭遇、以及在清迈移民局监狱被三名中国外交官见面，都表示我回去会受到更严厉迫害，我应该毫无疑问是个符合资格的难民。拿到拒绝信的第一天，JRS经理桑尼亚、律师迈克尔、助理约翰就共同协作，查资料，找证据，以最快速度为我展开上诉行动
这一查，JRS官员们都非常吃惊。1991年，根据人权观察的记录，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中国提出对我的关切，年底贝克国务卿访问中国时已经把我的名字包括进要求释放的名单。虽然中共应付说不了解我的情况，但当时美国国会代表团却去了我所在的云南省第二监狱参观。1996年，云南省内部警情通报还把89年我被捕的案件作为大案要案请功。所有这一些，都让联合国拒绝我的理由站不住脚。
如果不是这次拒绝，我自己永远也不知道这些情况，不会知道我这个中国最底层的一粒尘土还有那么多外面的关注。
律师迈克尔很快就写好上诉，整理好材料，为了案件审理不会拖时间，他还专门给难民署相熟的官员打电话说明情况。约定第二天去递交材料，到第三天就去再次面谈。
第一次面谈的是一个亚洲官员，态度很差，旁边的翻译也是一副很不高兴的嘴脸。而这第二次，面谈的是个丹麦官员，不要翻译，直接谈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当场认定我符合难民资格。更让我感动的是，为了不被翻译蒙蔽，这位官员当即沟通有关程序官员，聘请我做联合国难民署中英文翻译。如果不是第一次被拒绝，我也不会有这个机会。
我在中国高中二年级只上了不到三个月，就因为思想不同于政府要求，还帮被冤枉的村民写上诉和申诉，还被污蔑多角恋爱，于是被迫辍学。我的英语也好，其他科目也好，都是我四处流浪的时候自己学的，没有任何资格证书，居然当上了联合国机构的翻译，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被联合国第一次拒绝的时候，正是我要搬离马缇娜的别墅，去到Rewat他们教会居住。当时，因为失去了联合国脆弱的保护，我非常担心，担心没有联合国援助持续生活困难，担心没有联合国证明教会不让我住，担心教会也认为我不符合难民资格而另眼相看，担心曼谷经常发生的警察拦路警察再把我抓到移民局监狱......
这一切担心都没有发生。知道我被拒绝后，杜哈主教一如既往教我教规和教义，教会的好几个神父经常加入为我祷告，即使我没有身份，教会的好几个小组都依然热情欢迎我们参加活动。当时我还参加了天主教全球性组织普世博爱运动在泰国的活动，三天的活动在非常优美的一个大农场举行，别人每人要交几千泰铢的费用，我是完全免费，也可能其他人帮我交了；JRS还给我更多的生活援助，给我更多的翻译工作，让我度过难关，允许我居住的基督教会并没有因为我不受联合国保护而拒绝我。那一段时间，有位在泰国当语言老师的法国女人玛丽亚一有空就邀请我坐她的车游览，带我游览了曼谷附近所有她认为值得看的地方。因为小刘也搬走了，看我没有证件租房子，马缇娜还再次请我吃饭，问我愿不愿意再回她家住。我不想小刘找到我住的地方，就婉拒了。
那几天确实两次遇到了警察在大街拦检抓难民，但我跟他们用英语沟通后都是有惊无险，其中一次听完我的经历那位英语很好的警察还给我敬礼，并要求同行警察以后不找我麻烦
成为受联合国保护的难民，又有了给联合国难民署当翻译的名头，我的工作机会多了起来，，我同时又得到了联合国难民署合作机构难民服务处的翻译工作，另外，一家尼泊尔人做的亚洲工业设备杂志聘我当翻译，还有在泰国做中文航空杂志的老板也给我花了很漂亮的大饼，但我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这时候我的收入也多了很多，不仅这些工作，一个泰国老板请我给他孩子辅导中英文和数理化，一个台湾老板也请我给他辅导孩子所有高中课程，都是每小时300泰铢。
这时候，我认为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对上帝更加有信心，不仅经常参加各种教会的福音课程，每天祷告，还尽可能参加教会的活动，受洗成为基督徒后还坚持参加一个叫AIC的慈善组织活动，这个组织总部是在比利时，全名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des Charities。也就是在这个组织里，我学到了什么是基督的爱
因为自己在移民局监狱的时候没有其他中国人帮过我，我非常希望自己有这个能力为里面的中国人补上这个缺憾。我跟AIC的同事们说了这个想法，她们都很支持。于是，利用自己联合国难民署翻译可以经常进入监狱里进行翻译工作的便利，我买了一些面包、白糖，再从AIC收到的捐献衣物里找到一些还比较新的可以用的东西，去到监狱里发给里面的中国人
我第二次去发东西的时候才知道，第一次发的东西很多被一个霸道女人全部拿走当自己的，当牢头狱霸。于是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要亲眼看每个人都拿到才走，并警告牢头狱霸如果再有下次我有办法让她后悔。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把自己给中国人送温暖的事情跟AIC负责人Desiree说了，期待着她的表扬，她却只是平淡地说你做的很好，但还不是真正基督徒的做法。基督徒的爱应该不分国界。
Disiree是香港人，嫁到了泰国，以前是联合国粮食署的高级职员。她退休金一个月接近3千美金，但她差不多有10年没有买过新衣服，大部分退休金都帮助了别人。我内心特别希望得到她的认可。
后来我去移民局监狱探监时，我带的东西更多，不光中国人，其他国家的人只要ta说是基督徒，我都会帮助。当我兴冲冲告诉Desiree说我不仅帮助中国的，还帮助了其他基督徒时，还是没有得到Desiree的认可，她却只是平淡地说你做的很好，但还不是真正基督徒的做法。基督徒的帮助他人不分信仰。
那时候，我每个月都给当时在泰国最大的台湾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投稿，每个月都会有至少一篇发表。跟报社混熟了，我要求报社每天给移民局监狱免费送3份报纸，我安排估计移民组织的住监医生Gacia接收，每天由她分发报纸给被关押者。后来我还带北京之春的薛伟去探监，达成协议他每期杂志也寄两份到Gaicia医生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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